远见之举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研究学院中国项目主任沈大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胡锦涛强调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是富有远见之举，也是对世界现实有着清醒认识的反映。沈大伟认为，将“内”“外”加以区别，是中国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一，但当今世界的现实是，经济全球化已将所有社会、政府和经济联结在一起，国内与国际的界限已不能轻易划分, 国内发展与国际关系的互动日益频繁,相互影响显而易见。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前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是从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和金融体制中受益最多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理所当然是这一开放体制的支持者。中国也将成为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大国领导人所面对的挑战是其国际合作主张能够得到国内民意的充分支持，因为国际合作在短期内可能并没有强调本国人民迫在眉睫的利益。享有国际声誉的国家不仅应该对本国人民负责，而且也应该对外部世界承担责任。国际社会欢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欢迎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每个人都意识到，世界需要同中国一道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全球经济、环境、健康挑战，以及预防和解决国际及地区冲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认为，将国内国际统筹加以考虑，是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必然结果。在封闭年代，甚至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都不必理会或不太在意国际社会如何看中国。今天,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与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关系日益加深，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意识开始增强。中国所追求和代表的价值观与全球的价值观之间并没有鸿沟。中国对外部世界的高度重视表明，中国愿意承担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在局部和与中国直接有关的问题上，承担起一定的领导责任。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中国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也符合世界利益。

　　布鲁塞尔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创始主席史坦利·克罗西克是本报记者的一位老朋友。他是布鲁塞尔的一位活跃人士，近年开始研究中国，每年访华数次，也时常著文发表对中国的看法。

　　克罗西克先生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思想深表赞同。“胡锦涛重视统筹国内国际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在欧洲，人们正亲眼目睹国内与国际政策边界及彼此互动的模糊化。”他说，任何发生在中国的大事都会在欧洲甚至世界产生影响，反之亦然。“为此，无论是欧盟委员会，还是欧盟成员国政府，都非常重视跨越国际国内事务的边界，进行统筹考虑。”克罗西克举例说，能源安全既是个国内问题，也是个国际问题，为了统筹兼顾，欧盟委员会共有四五个总司参与决策，并有常设联络机构，负责日常协调。“这里注重横向协调，而非仅仅垂直指导。其好处之一是，负责具体事务者具有开阔视野，从而不会仅限于着眼本部门利益。其结果是决策变得更加合理全面”。

　　他说，世界各国都相互“链接”，国内部门就更没有理由不相往来。在他看来，中国不同部门在相互协调这一问题上近年已取得一些成果，但仍有需要完善之处。中国媒体开始重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有利于政治决策的民主化，可使中国发展避免不必要的挫折。“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目前所面临的能源安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威胁、犯罪与毒品走私等重要问题，很难完全通过国内政策得以解决”。 

　　消除误解

　　加强中国与世界互动

　　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媒体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媒体可以影响数以百万计人的观念和行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加速进行国家建设，中国媒体对此更需要担负起责任，而不应像西方国家媒体那样，更多关注的是揭露和批评。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戴雨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戴雨果表示，西方媒体历来对中国有误解，也许是因为受了一些记者的影响，他们总是认为中国是威胁或是对手，因而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很多。只有双方减少误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才能展现在世人面前。

　　戴雨果说，上个月中国四川发生了十分不幸的地震灾难，中国政府反应迅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许，西方大多数媒体进行了充分的客观报道。“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都做得很好，彼此消除了误解，这对双方都有帮助”。

　　戴雨果强调，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也需要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中国电视台有外语频道，报纸也有外文版，这是向世界传达信息的一个很好渠道。中国媒体的驻外记者越来越多，这有助于更好地报道世界，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其他国家。“但我认为，中国媒体一定要避免西方媒体所犯的错误。近年来，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西方媒体为了削减成本，往往派一些不懂当地语言、文化的记者前往某些国家和地区，比如在伊拉克就是这样。有不少记者所做的报道经常与真实情况不符。另外，中国媒体派出驻外记者任期不能太短。记者在某个国家待得时间越长，才能越了解当地情况，作出的报道也才更符合实情”。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比斯》国际事务杂志主编詹姆斯·库斯教授指出，谈到“中国声音”在世界舆论中的地位，必须指出的事实是，“中国声音”没有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的责任不在中国方面，而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与欧洲方面。这是因为，尽管中国媒体一直在向世界发出声音，但是往往不被西方所倾听。例如，在西方媒体中，关注经济发展的媒体，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与中国的政策，它们是愿意认真听取中国的声音的。但是，那些更多关注政治议题的媒体，所谓自由派媒体，其目光多集中在人权问题，就是不愿意听取中国的声音，往往显得比较肤浅，有时甚至荒唐，简单地认为中国如何如何。当前，有些西方媒体已经成熟，比较聪明，而有的则不成熟，显得愚蠢。中国与世界各国均需要加强互动与交流，其中西方社会需要进行更多的改进。

　　美国《世界日报》副总编辑赵俊迈说，加强媒体间的交流、沟通是务实并卓有成效的做法。中国因素已经成为西方媒体报道的热门词汇，大多数美国民众认识了解中国的渠道是各类媒体，大众传媒是最简易、最普及、最广泛的了解通路。尽管有一些西方媒体刻意负面报道，只要身子正，何怕影子斜？中国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所受到的评价、所获得的关注，总体上是积极而正面的。 

　　树立形象

　　自信开放地走向世界

　　纽约《侨报》主编郑依德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历经“机遇论”、“崩溃论”、“威胁论”和“复杂论”。过去的“中国热”都是由西方政、学、新闻界点燃的，与民众日常生活较少直接关联。今天，美国民众忽然发现，他们不但置身“中国热”而且正在参与制造“中国热”。从身上穿的服饰到起居室内的DVD放映机，从装修用的钉子到番茄酱，都是价廉物美的中国货；从中国领导人亲临华尔街敲响证券交易之钟到杨利伟遨游太空，从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到姚明在NBA赛场上的优异表现，都代表着中国走近世界和她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本报记者采访的一些美国人士认为，随着国力的增强，社会的日益开放，中国应该更加自信地与国际媒体打交道。无可否认，这些年来通过政治、外交、宣传的努力，中国已在国际上赢得了比较正面的形象。但是由于中国的机体太大，潜力和爆发力太强，她的迅速发展又随时可能被西方政、商和新闻界的“意见领袖”引导到负面的认知上。况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全球化虽然推动了经济一体化，但同时也加剧了国家和民族的自我认同危机感，以致“软实力”的竞争反倒愈加激烈。与世界更加积极互动的中国，必须坚定一个信念，即只有中国自己最具解释权和发言权。中国应该也必须在世人筑梦中国时，抢得先机，以更大的自信、更高的透明度、更宽阔的开放来面对国际媒体，一起来挖出一条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通道。

　　《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是一本介绍中国因素在俄罗斯的发展进程以及在俄制定对内对外政策方面所发挥作用的书，引起广泛关注。该书作者、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卢金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渴望了解中国。”

　　卢金认为，现在世界能够听到中国声音，电视和网络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俄罗斯，只要在家里安装一个专用天线，就可以收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四套和第九套节目。“如果有俄文频道就好了！”卢金说话的语气里透着期待。不过，对于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俄罗斯人来说，人民网等著名网站的俄文版是很好的信息来源。此外，俄文版的《中国》杂志也定期向俄罗斯人介绍中国。俄媒体呈现给受众的对中国的印象正在一天天变好。

　　俄罗斯人了解中国，更多地是通过直接交往。每年前往中国的俄罗斯人有五六百万人次，也就是说每25个俄罗斯人中就有一个去过中国。今年俄罗斯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俄罗斯的友好国家排行榜上，中国居第一位。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前驻北京事务所所长、海外调查部研究员江原规由对本报记者说，国际化有助于中国与世界互动，有助于传达中国声音。对四川大地震的报道和国际对应就是中国声音比较成功的展现。

　　江原规由说，过去30年世界经济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走进世界。伴随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以及融入世界经济的速度加快，中国的发言权不断增加和增大，主要表现之一是中国参与的国际会议越来越多。对于中国来说，今年最大的国际盛会是北京奥运会，这将是中国与世界联系最紧密的舞台。

　　（本报驻外记者马小宁、章念生、王如君、何洪泽、席来旺、张光政、于青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