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许霆案引起人心纠结之处，正在于人们普遍认为其量刑过重，于法于 情于理，人们不堪承受，亦无法认同。由量刑问题生发，人们进而激辩许霆的主观恶性程度、社会相对危害性、银行责任，乃至人性之优弱、大陆法系之得失、法律之精神等深层次问题。去年至今，围绕这一案件，不独法律界的社会各界都参与其中，议题深涉情理法、时代与人心。

    这种公共讨论是有意义的，其中不乏颇有价值的意见。事实上，本次重审判决对此也有所回应。对比广州中院两次判决，都认定许霆犯盗窃罪，且属于盗窃金融机构，都认定数额特别巨大，而重审予以从宽处罚，则是基于“犯罪具有一定偶然性，主观恶性不是很大”，考虑到许霆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稍加梳理，我们或可发现，这些从宽的依据，在某种程度上暗合公共讨论中的某些意见和诉求。

    其实，在重审的审判之槌落下之前，这种公共话题反复辩论的正面意义已有所显现。

    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坦承，“立法往往是滞后的，从许霆案来看，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注意，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也需要我们建议立法机关对法律进行完善。”显而易见，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主要参照欧洲大陆法系的国度，推进立法层面的精进和完善，也许比一个判例本身更现实、更根本。

    在银行方面，3月15日，对于许霆案，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银行要进一步加强科技风险管理，提升信息科技水平，确保银行业务安全高效进行。许霆案中，我们虽无法指望银行方面会公开道歉，甚至主动承担责任，但降低ATM机“考验”人性的几率，毕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下一个许霆是谁”的道德风险。

    不论如何，这其中仍有诸多的不完满、不尽如人意之处。即如昨日庭上宣判之后，庭下激辩之声便骤然响起，对法律标准的运用表达失望。我们以为，这样的声音仍然值得珍视，不应被当作乖戾之气而无端摈弃。有不同声音是社会幸事，特别是对于法律审判这类权力领域，质询和叩问，会不断提醒我们对一个良法善治社会、一个自由与权利得到最高保障社会的执著追寻。

    英国哲学家边沁曾说过，“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我们当然知道，严酷的法律无益于改善世道人心，每一条法律条文都要有人性之光；我们也知道，舆论要关注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生活，应避免媒体审判。但是，现代法治文明理念的确立、理性公共生活空间的建构，并非可以自动完成，而是需要不断讨论、不断历练，从而内生于一个国度、一个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托于许霆个案的这场法理讨论和情怀涌动，就是一场有益的法治文明和公民社会的发育、训练与养成。更进一步说，只有这些价值和文明得以确立，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珍视人性，敬畏法律，公正裁决一个公民的罪与罚、生与死、自由与放逐。这也正是许霆案超越其个案本身的时代意义之所在。（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