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样的重审结果并不意外。2月28日的《广州日报 》曾报道，许霆案“将由广州中院逐级呈报至最高法院进行请示”。从程序上分析，最高法院已多次发文禁止“个案请示”。在四级二审终审制的审级制下，广州中级法院仍要逐级呈报最高法院的，当然不是关于许霆的罪与非罪，而只能是罪重或罪轻。其法律依据便是此前被网友反复提出的《刑法》第63条第2款，“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其判决、裁定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并交付执行。”而适用这一条的前提，就是认定许霆盗窃罪名成立，则属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法定最低刑为无期。

    从无期改判5年有期，当然是司法对民意的善意回应，但从反响来看效果似乎不佳。由许霆案所引发的公共议题涉及平等保护、有效辩护、程序正义、罪刑相适应等诸多现代司法理念，但围绕许霆案的争辩核心仍是许霆的罪与非罪，而不在或主要不在罪轻罪重。因此，在许霆的量刑上无论如何轻判都会引发争论。

    当然，司法必须依其自身规律行事，并以其独立的品格坚守法律的底线。判决应尊重民意，却不可屈从于民意。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包括许霆案在内的大多公共事件，民意均无法达成共识。如果司法一味追随民意的变幻而反复无常，则法治、秩序将不复存在。尽管许霆案在事实上已成为一宗具有轰动效应的影响性诉讼，广州中院的重审判决却只能依事实和法律，而不能依许霆案的影响及该案一审所招致的批评确定刑期。许霆案重审，法院自然可以依法改判，只是法院还应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告诉民众之所以如此定罪与轻判的理由。

    媒体是这样引述再审判决理由的：许霆构成盗窃罪，符合盗窃金融机构罪的主客观要件。因社会危害性不大，情节较轻，经最高院批准，遂作出上述判决。那么,我们如果尊重法院的再审判决，并相信判决理由是坚守司法独立品格的应然所在，那么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情节较轻”、但又尚未引发舆论关注的其他“恶意取款案”，也理应根据“同案同判”予以对待。

    《新闻晨报》3月31日报道，云南也曾发生过一起与许霆案类似的何鹏案，何鹏最终被判处的同样是无期徒刑，且如今何鹏已服刑七年。听说许霆案再审将结案，何鹏的父母特地从云南赶到了广州听取宣判。此外，还有宁波的唐氏兄弟从出错的ATM机上恶意转款200多万一案，在当地公检法之间来回旅行了几次后，至今仍悬而未决。

    由于中国是制定法国家，许霆案的再审判决对其他案件在理论上并无拘束力。但在事实类似、依据的又是同一部法律的情况下，如果同案不同判，势必加剧民众对法律和司法的不信任，也将对“法制统一”原则造成冲击。如果定罪量刑，并非依司法规律，而仅仅因受新闻舆论关注度的多少，那么不论许霆案的改判是否合乎实体正义，都难称是司法的胜利。

    许霆案改判易，维护司法统一难。尽管许霆已声言不再上诉，但许霆案似乎还未到画上句号时。（社论）